新浪财经：全球实现碳排放达峰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或后工业化国家，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速仍高于发达国家，现阶段碳排放还处于上升趋势。您如何理解我国要在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再用30年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变这个时间段的设置？

　　王克：我国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

　　从国际视角来看，当前国际社会正在积极讨论更新《巴黎协定》下2015年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以推动《巴黎协定》的实现。《巴黎协定》4.1条款提出：“要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并加快采取减排，力争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测算，1.5度温控目标下全球2050年左右要达到碳中和。我国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高度契合《巴黎协定》的要求，是全球实现1.5度温控目标的关键，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目标。《巴黎协定》提请所有缔约方在2020年前提交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MCS），以推动全球尽早实现深度减排。我国也正在着手制定MCS战略。4月16日公布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也提出“两国都计划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这些都展示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体现了我国作为引领者推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也是我国对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贡献。

　　但是，我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也充分意识到这是一场硬仗，考虑到了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达峰之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实现向碳中和的转变。碳中和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系统性变革，意味着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重构，也是重大的利益重组的过程，在技术、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都意味着重大挑战。从碳排放达峰到碳中和，欧盟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需要45年，而中国力争30年实现。因为基础设施有较长的寿命期，有锁定效应，因此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越短，转型压力也会越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一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由于我国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在全球经济体中，我国的经济复苏情况也比较好。但是，在“绿色复苏”引领下，我国碳排放的整体趋势已经进入到了非常平稳的增长阶段。截至2020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9%，超额提前完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诺的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按照习总书记2020年12月提出的更新NDC目标，并考虑到碳强度下降目标以及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我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可能提前实现达峰。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测算认为，我国将于2028年达峰，CO2排放峰值为109亿吨。北京理工大学认为我国有望2025年达峰，峰值水平为108亿吨。我们人民大学研究小组的测算结果也是有望2025年达峰，峰值水平大致110亿吨。因此，我国提出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下一阶段发展目标、碳排放未来增长趋势和减排潜力后所做出的决策。

　　总体来看，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即是我国顺应并引领未来国际发展潮流提升我国未来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也是助推我国进一步发展转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

　　新浪财经：您是研究环境的专家，您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最大的难度在哪？

　　王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自身也面临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最基本的还是要深刻理解新的发展观，追求高质量发展，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碳达峰、碳中和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倒逼机制，为我国提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改变各个行业的结构和面貌，拉动新的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碳达峰碳中和意味着加速结构调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而不是增长的绊脚石。在这个过程中，高碳污染的产业和企业受到抑制甚至要优先去产能；而在产业链高端的企业和新兴战略产业将得到长足发展，吸纳大量就业。很多人担心碳达峰碳中和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从过去1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初步脱钩，基本走上一条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循环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成就。2020年末，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目标，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9%，风电、光伏并网装机分别达到2.8亿千瓦、2.5亿千瓦，合计为5.3亿千瓦，约占总发电装机的25.7%，连续八年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第一大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取得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一系列实践也证明，加强应对气候行动，加强碳减排行动，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培育带动新的产业和市场，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保护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现协同发展。未来我国需要做的就是坚持既定路线，更加坚决的贯彻和执行，通过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变革。

　　当然，这个过程中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整体对碳达峰碳中和还缺乏共识，有些人仍认为碳排放控制是国际事务、外交事务，并不认为是自身的优先事项，整体意识不足，从而一定程度上出现外热内冷、上热下冷现象。为此，3月15日中央财经委第9次会议就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碳排放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因此，需要提高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加强政府、企业、公众等对碳减排的意识。

　　第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推进，人口仍在向城市聚集，一些城市仍处于扩张期，这一阶段还存在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新建和翻新需求。在这种动态和扩张型的发展阶段，要有效控制碳排放确实存在较大困难，需要找到切实可行的转型路径。

　　第三，碳排放控制缺少立竿见影的末端治理措施，主要依靠的是源头的结构调整措施，包括经济结构调整、空间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和运输结构调整等。但结构调整的难度非常大，受到很多要素条件制约，很难短时间内实现重大调整。

　　第四，目前碳的减排目标还没有做到有效分解，基础数据不够清晰，目标约束不够严格，存在一定的弹性，配套的统计、监测和核查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同时碳减排目标和各地区各行业当前的主流发展目标的有效衔接不够，配套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碳减排的指标设定、目标考核、规划编制、措施制定、监督执法等方面有待完善，目前产业部门对碳目标的接受度还不高，内在动力不足。

　　新浪财经：您如何评价绿色金融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的作用？

　　王克：碳中和目标要求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变革，将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各领域都存在大量的低碳投融资需求，急需绿色金融体系提供支撑。实现碳中和目标伴随着着终端部门和能源体系的快速转型，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进展，伴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这一过程所需的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金融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绿色金融最关键的作用，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满足实现碳中和所需的巨量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体系还需要积极面对转型风险。气候变化将对气候敏感行业的存量资产带来风险，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将对高碳行业的存量资产带来风险。未来金融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气候相关的风险。金融行业需要针对不同地区并区分资产类型，识别气候风险，按照气候相关风险水平，建立资产名录，列出最有可能受气候风险影响的资产名称，作为未来开展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并提供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公平转型措施建议。

　　从实际的投融资运行机制来看，如果没有一个碳定价机制把减碳成果反映到投资方的资产平衡表或现金流量表里，投资者就缺乏低碳投资的内在动力。因此，完善碳市场并建立碳价格机制很重要。但是碳市场想要发挥上述作用，需要与金融体系有效衔接。

　　首先，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研究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交易品种，扩大交易范围。其次，需要明确碳市场金融属性，明确包括碳排放权在内的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及是否可抵质押，以及金融机构、碳资产管理公司等非控排主体的市场准入资格等。最后，需要与金融监管部门合作，参照现行金融基础设施业务规则，把碳配额现货、衍生品及其他碳金融产品均纳入金融监管。